施秉这块神奇的土地，物华天宝，民风淳厚，地灵人杰。㵲阳河和清水江是施秉的母亲河，北部的佛顶山、中部的云台山和南部的金钟山都是施秉的文脉。这些山山水水共同孕育出多元、包容和开放的施秉文化，滋养了一代代勤劳勇敢的施秉人。1981年元宵节，施秉县城龙灯展演异彩纷呈。图为踩高跷表演。1981年元宵节，施秉县城龙灯展演异彩纷呈。图为县城传统蚌壳小丑表演。施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仅有700多年。元朝以后，施秉才真正进入信史时代（指有文字或出土文物记载着当时社会情况的时代）。施秉古称“偏桥”，元朝至元二十年（1283）置偏桥硐蛮夷军民长官司和前江军民蛮夷长官司，施秉地区才正式与朝廷确立羁縻关系，被纳入了封建统治版图。随着“苗疆走廊”开通，朝廷在施秉这条要道重要节点上的偏桥建置驿站，从中原等地选派一百户站民入住。偏桥驿站可以说是施秉步入封建文明的启端，它不仅改变了偏桥的交通状况，而且随着汉文化的进入打破了施秉地区的蒙荒状态。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为了经略西南，沿湘黔滇一线建立卫所屯堡，以加强和巩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，施秉地区成为重点开发区。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以偏桥故地置偏桥长官司，以前江故地置施秉蛮夷长官司。二十年（1387），设偏桥左、右副长官司。二十三年（1390）置偏桥卫，偏桥卫地控黔、楚通道，驻有重兵。偏桥卫的卫军编制为5600人，下设左、中、右、前、后，五个千户所，每个千户所1120人。朱元璋制定“以屯养军”策略，即卫所军官和士兵的俸禄及军饷不由国家发给，而是由屯田自给。除了在偏桥安置大量的军屯外，明朝政府还推行“就宽乡”的移民政策，即强迫大批内地破产的流民和平民以及犯人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。当时的偏桥就属于“就宽乡”移民的目的地之一。迁入的平民，按照给予的土地，划分区域管理，成为“民屯”。这就是史书所称的“调北填南”。同时，明朝采取让商人给各卫所供给粮食以换取“盐引”（即食盐专卖的“盐票”）的制度。商人为了减少运输成本，谋取更多利益，就组织大量的内地汉民到卫所所在地屯垦，就近以粮食换取“盐引”。这种形式的屯垦就是“商屯”。随后，奢香夫人以偏桥为中心开辟了两条驿道，北通四川，西至云南。偏桥由此成为贵州甚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，战略地位尤为重要，“有云南，不得不重贵阳；重贵阳，不得不急偏桥”。由此，施秉的经济文化也就迅速发展起来。1991年，春节龙灯会，最开心的是他们这些小朋友。
1991年，春节龙灯会小朋友们欢天喜地、蹦蹦跳跳。
明朝初期，驻扎在偏桥的屯军，大多来自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浙等省，这些屯军远离家乡，到偏桥屯垦戍守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于是，为了抚慰思乡的情绪，春节期间就按照家乡的习俗，编起龙灯来玩耍。他们因陋就简，就地取材，用竹子编制龙身，把当地生产的一种“甲纸”糊成龙，拿随身携带的梭镖当龙把，在偏桥卫城里，敲着两军对阵的鼓点，走街串巷，自娱自乐，以慰思乡之情。后来，随着军屯、民屯、商屯逐渐增多，元宵节玩龙灯的习俗便普及开来，成为深受施秉苗、汉各族喜爱的一项文娱活动。
施秉人将元宵节舞龙灯活动称为“玩龙”或“玩龙灯”。“玩”虽然也有“舞”“耍”的意思，但在施秉“玩”的意思重在“玩耍、娱乐消遣”。这说明，龙灯传入施秉县的时候，就已经转变为一种民间的娱乐活动了。无论城镇还是乡村，舞龙的场面都非常热闹。据民国《施秉县志》记载：“元宵节，城乡居民相率醵金扎纸龙灯，杂以鱼、虾、狮灯、花灯等类，沿街游戏，颇有火树银花之盛。是夜，游人如蚁。富家炮竹，舞者执龙灯蜿蜒入，起伏有势，一时炮声、金鼓声、笙歌声杂然并进，极为壮观。”从明朝初期，开始玩龙灯，经过600多年的传承发展，龙灯文化已成为施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已经深根民间，深受百姓喜爱。如今，施秉玩龙灯已日渐成熟。尤其是县城龙灯制作讲究，内容丰富，一支龙灯队伍由亮龙、草把龙、龙宝、牌灯、杂灯、故事、蚌壳精、打渔郎、划旱船、高跷队、秧歌队、舞蹈队等组成，少的几十上百人，多的数百人，浩浩荡荡，蔚为壮观。街上人山人海，群众人人参与，场面盛大热烈。施秉县城玩龙灯已然成为当地一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盛事！（文、图片收集/王宗永）
